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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高通胀背后:1531家主体更换评级机构 “看门人”为何沦为“马后炮”?

“出来混,迟早要还的。”这句话在评级机构上还是应验了。

12月14日,中央纪委国家纪委网站披露了东方金城原总经理金永栓、东方金城江苏分公司原总经理崔润海以牺牲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为代价进行利润转移的细节。定期客户承诺的“量钱评级”、“多人多区”等评级寻租模式也明显暴露在公众面前。

200万元修改评级

国内信用评级行业起步较晚,存在评估委员会独立性不强、未能实行非控股股权结构、重绩效轻管理等不足,部分评级机构甚至存在“个人说了算”的问题。

崔润海在供词中描述了自己第一次通过评级寻租的经历:“客户表示愿意拿更多的利益来提高自己的信用评级。为了顺利通过评审,我向评审委员会主任求助,还邀请了负责评审的总裁与客户共进晚餐,客户得到了总裁的认可。我觉得提升水平问题不大,就答应了客户的要求,他也提出给200万作为奖励。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单独做了其他评委的工作。评级报告如期发布,客户也兑现了报酬。”“从那以后,我发现一个级别的提升,其实可以值这么多钱,比一个项目几万元的提成多几十倍,甚至几百倍。”崔润海说。

金永寿在告白中写道:“为了怕别人发现,我对自己关心的项目采取了更微妙的做法。虽然我表面上不直接干预和操纵评审工作,但我和评审委员会主任以及部分评委多次通过。个别交流,或者通过安排企业走访表达个人意见,以影响评审结果。”

金永栓坦承,他收受的贿赂有80%以上是他所谓的“好朋友”送的。“这钱我不敢放家里,也不敢花。大部分是借给朋友的。”

“东方金城系列腐败案暴露了信用评级领域腐败的一些特点。”银监会中央纪委国家纪委纪检监察组相关同志介绍:“一、关于票据收费和货币的评级问题。信用评级买卖是信用评级行业寻租的一种重要形式,即以提高信用评级为筹码,接受被评估企业的利益费。二是利益勾结,“老客户”作案。腐败问题是一个人难以解决的,需要评级机构人员、被评估企业、债券承销商等利益相关者共同犯罪。在评级机构中,往往需要领导、评估人员、操作人员、市场人员,所以容易形成一系列的案例。第三,人多,案例重叠。需要形成联合侦查,共同调查才能查清案情。”

违约规模在这一年达到新高

据了解,国内持牌信用评级机构主要有大公国际、东方金城、中国程心、联合信贷、新世纪、鹏远。

“评级机构出现这种情况是合理的,也是可以预见的。一方面,企业需要从评级机构获得高质量的评级来融资,或者低成本融资;另一方面,评级机构也需要发行人的业务。这种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的身份,自然会使行为变形。”董琳(化名)是中国南方一家生产药妆的企业主,他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董琳认为,有时候AA+和AA的标准差不多,没有严格的界限。松手是AA+,紧手可以降到AA。但在资本市场,两者的融资成本可能是0.25%到0.5%。其中,发行1亿债券相当于高25万到50万。规模越大,成本越高,所以企业愿意争取更高的收视率。

柯睿证券研究所首席分析师孙杨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表示,国内评级在一定程度上确实不公平,但对于机构来说,无论是发行还是交易,都需要对债券进行评级。“虽然很多时候,国内评级只是参考,但绝对不可能。”

相对来说,海外评级更客观真实,在交易海外上市的债券时,会更多参考评级。

国内信用评级AAA占比高,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市场的诟病。尤其是随着债券融资渠道越来越受到重视,评级“通胀”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根据Flush (300033) iFinD的统计,今年共有4617名受试者参与评级,其中AA及以上(含AA)的4612名受试者占近99.9%。

虽然有观点认为国内债券发行人是相对优质的企业,但高水平比例应该是正常的。评级机构专家指出,银行间债券市场发展多年,发行主体日趋多元化,应不断降低水平,形成更加差异化、合理的分布。但实际情况是频繁向上调整,AAA的比重越来越大。目前AA水平已经基本降到投机水平,而AA+水平已经是很差的投资水平。“AAA”的虚假高比例需要监管机构关注。

同时,违约率也在上升。最新数据显示,今年61家实体的168只债券违约,涉及金额1487.6亿元,规模再一次创历史新高。

促进评级行业健康发展

评级机构“幕后操纵”的情况并不少见,比如前一段时间引起市场担忧的咏梅事件。11月10日,咏梅债券大幅违约,次日,中国程心国际将咏梅控股从AAA下调至BB,并将其列入降级观察名单,完全没有起到预警作用。

由于虚假高评级,国内债券市场违约的企业集中在高等级,A级以下,尤其是BBB级以下的违约率几乎为零。与国际市场相比,这是一个严重的偏差,违约率明显上下颠倒。

然而,评级混乱不是一蹴而就的。拉曼资产信用评级总监张盼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表示,从根本上说,评级机构之间竞争激烈,收费过低,十几年没有变化,进一步导致员工工资明显低于其他同类型机构,这是此类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在加强监管的同时,提高评级行业的整体利润率和收费可能会化解道德风险。

竞争激烈到什么程度?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报道,今年以来有1531个主体更换了评级机构,2008年至2019年的12年间只有422个主体更换了评级机构,这意味着今年更换评级机构的主体数量几乎是过去12年的4倍。评级机构之间的激烈竞争可见一斑。

中证鹏远信用评级有限公司总裁李勇在2021年信用风险年会上指出,中国的评级行业虽然有30年的历史,但真正为资本市场服务了15年,真正违约的时间只有6年。数据和时间的积累远远不够,违约和风险释放都没有经历完整的周期,难以制定评级。

李勇认为,应该客观看待评级机构的工作。“你看到的是,市场上充斥着高水平的发行者,但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低水平甚至高风险的发行者被拒之门外,却没有机会被外界看到。中国的高收益市场还不成熟。从这个角度来看,评级机构实际上已经做了大量的筛选工作。”

李勇表示,目前,市场化评级机构约有1500名分析师和230名研究人员,每年发布2.3万份评级报告和3700份研究报告,完成对5000家发行人发行的1万多只债券的日常跟踪。事实上,评级机构已经做了大量的筛选工作。

评级混乱也引起了监管机构的注意。2020年12月11日,在中国人民银行举办的信用评级业发展研讨会上,央行副行长潘指出,近年来,我国评级业在统一规则、完善监管和对外开放等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也存在虚假高评级、歧视性不足、预警功能不强等问题,制约了我国债券市场的高质量发展。评级行业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坚持职业道德,勤勉尽责,努力提高评级能力和质量。监管机构、发行人、投资者和其他各方应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共同促进中国评级行业的健康发展。

潘强调,中国人民银行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债券市场评级行业的监督管理,强化市场纪律,推动我国评级技术进步,提高评级质量,完善信用评级差异化,进一步推进评级监管的统一,真正发挥评级机构在债券市场的“把关人”作用,促进评级行业优质健康发展。

(作者:叶麦穗编辑:曾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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