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首页

位卑不忘忧国——专访《证券法》《信托法》《基金法》起草工作组织者之一王连洲

本报记者田米亚马叶放(博客、微博)张志伟

深秋的北京,黄叶在飘落。11月初的一个温暖的下午,风华正茂、常被亲切地称为“王董事”的王连洲接受了《证券日报》记者的专访。“王导演”英姿飒爽,和蔼可亲,戴着灰色的鸭舌帽,脸上总是带着微笑,说话很慢。

30年来,资本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其中奠定了基本制度基础的《证券法》、《信托法》、《基金法》贡献巨大,是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四大支柱、八大支柱”,为中国资本市场和中国经济的辉煌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支撑。原NPC财政经济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研究室主任级巡视员王连洲负责这三部法律的具体组织起草工作。在资本市场建立的初始阶段,王连洲历经十余年的艰难上行,积极推动资本市场的立法建立。在许多与资本市场发展相关的热点问题上,他经常发出直言不讳、务实平和的声音和意见,因其平易近人的谦虚和亲和力而受到业界的信任。

没有遗憾,没有人生转折点

王连洲误挂靠金融。王连洲出生于山东冠县农村,1954年参加初中入学考试。为了增加考上的机会,他跋涉了140多里,来到河北省大明县,然后长途跋涉回到山东聊城。上帝没有辜负他学习的愿望。那一年,王连洲考上了聊城一中,在那里度过了六年激情、理想、难忘的中学时光。1960年,王连洲考入山东理工大学物理系,完成了理工科专业三个学期的基础理论课。当时,为了贯彻调整、巩固、丰富、提高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王连洲等山东理工大学理化系的学生都转到了山东财经大学金融与金融专业。1964年,王连洲等28名学生被分配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工作。“对于当时农村的一个孩子来说,能被分配到中国人民银行在首都的总行,是莫大的幸运。”王连洲笑着说道。

但是,王连洲并没有在央行长期工作。去北京印钞厂实习,去上海印钞厂“四清”,去河南淮滨再教育。从干校提前“放”出来后,响应“好人马上就好三线”的号召,被调到四川东河公司参加印钞“大三线建设”,历时8年。王连洲被同事们评价为“一个思想伟大、事业心强、责任心强的人”。对于那次经历,王连洲告诉记者:“记忆依然鲜活,历历在目,无悔。”

1979年,由于工作需要,王连洲回到中央银行印务局,收集和研究中国历代货币。他是中国人民银行系统收集和研究历代货币的创始人。主编和新华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历代货币的第一份目录和历史描述,还在80年代初为《中国财政贸易报》(经济日报的前身)撰写了《货币史故事》。

在1983年6月举行的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增加了六个专门委员会,包括财政和经济委员会。当时六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主要领导要求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推荐一名金融专业干部到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工作。1983年10月,被推荐的王连洲办理了转学手续。从中国人民银行过渡到人大立法机构,是跨部门、跨行业的又一次“过渡”。王连洲回忆这种转移:“每个年轻人都会有自己的价值和理想追求,这可以局限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个人条件。实现个人理想和价值追求的回旋余地不像现在这样广阔,服从组织安排不仅必要,而且必要。”王连洲认为,来NPC财经委工作,接触的业务多为宏观,接触的人多为高层机关人士。王连洲觉得在NPC财经委工作不一定是“海阔天空”空,体现人生价值,充分发挥个人作用,获得比以前更大的舞台。

1992年7月底,由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组织实施的《证券交易法》起草工作开始。1993年以来,八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先后承担了证券法、信托法、基金法、期货交易法、国有资产管理法等八项立法起草任务。八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改革前,只有一个局级单位——办公室,另外增加了三个局级单位,分别是计生办、经济法办、研究室。王连洲是人民银行的,金融证券的法律起草任务自然是责无旁贷的。为此,王连洲与《证券法》、《信托法》、《证券投资基金法》这三部资本市场法律的起草工作,形成了不解之缘。

王连洲作为三法起草的具体组织者和参与者,回忆起立法起草的过程,可以说是坎坷、曲折、艰难、漫长,其中发生的许多故事令人难忘。证券法经历了六年半的风风雨雨;《信托法》跌宕起伏,经历了八年不同观点和主张的碰撞和磨合。《证券投资基金法》历时4年7个月,跨越两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从《综合投资基金法》的起草到《证券投资基金法》的颁布,经历了曲折,以“种瓜得豆”告终。

证券法持续了7年

《证券法》于1992年8月起草,1998年12月颁布。它跨越了三届人大,被审查了五次。它持续了六年半,直到实施日期。《证券法》的颁布,经历了其他经济法少有的跌宕起伏,艰难而漫长。

证券法的起草最早是由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到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才由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颁布。以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成立为标志,中国证券市场从1990年到1992年发展迅速。证券在上海、深圳、成都红庙子街等地发行交易。,随之而来的是证券市场的一些混乱,这导致了频繁的买卖欺诈,迫切需要统一的规则和监管。于是在1992年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席会议上提出起草《证券法》,称之为《证券交易法》,而不是《证券法》。

回忆证券法制定过程中的一些往事,王连洲用了八个字——“不可思议,可笑”。

据王连洲回忆,当事人对证券立法的不同看法存在较大争议。“纠纷的激烈和顽固,外人难以想象,真的很少见。”由于对证券法立法中重要章节的激烈争论,证券法草案的审议被多次搁置。

王连洲锲而不舍,矢志不渝,积极推动起草工作组协调各方意见,深入一线调研,组织多次会议讨论,在媒体上发表文章进行讨论,甚至多次给人大常委会领导写报告,要求人大常委会最高领导在困难时期协调前进。

历经坎坷,在有关方面的共同努力下,他们终于努力了六年。1998年12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投票通过了《证券法》。

在经历了大起大落的证券法最终表决中,赞成票的数量远远高于王连洲的预期。共有138名成员,135票赞成,1票弃权,2票未按选民,即无反对票。这可能是在空之前,因为中国最高立法机构对经济法案件进行了无记名投票,尤其是对长期存在争议的法律。

前香港证监会主席、前中国证监会首席顾问梁定邦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说:“1992年,当王连洲先生等人开始准备起草中国证券法时,我遇到了他。当时的中国证券市场还很年轻,不成熟,充满了值得研究和解决的问题。王连洲先生和他的同事们一直在努力寻找。大家所期待的《证券法》终于在1998年12月29日颁布,并于1999年7月1日生效。作为该法起草的具体组织者和参与者,王连洲先生始终不渝、坚持不懈、不断努力,在业界备受推崇。”

王连洲对2019年修订的新证券法表示赞赏。“新证券法,法定股票发行上市登记制度,交易所的设立,证券法的制定,股权分置改革,都应该是中国的资本市场。过去30年发展的四大里程碑。”

信托法曲折

回顾信托业41年的发展,王连洲用了一系列排比句:坎坷、曲折、拖沓、跌宕。

信托业的坎坷历程,标志着信托法出台的同样曲折。1979年10月4日,新中国第一家信托机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现中信集团前身)成立,标志着新中国信托业的重新建立,为中国现代信托业的重新崛起翻开了新的一页。之后信托业迅速发展,如雨后春笋。信托公司最多有近千家,其中涉嫌影响金融秩序的“非标准经营信托”良莠不齐,屡经清理整顿。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信托业的快速发展,信托立法的“现实需求”越来越迫切。《信托法》的起草和备案最早是由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和资深法律人士谢、魏家驹提出的。1993年3月,为了积极实施和推动已列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计划的信托法的起草工作,NPC财政经济委员会负责成立了“信托法起草工作组”,中国人民银行、NPC财政经济委员会、中国政法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机构参加了工作组。委托王连洲负责并组织起草《信托法》。

王连洲当年对信托法立法审查过程的回顾可谓一波三折。信托法诞生的八年历史,不仅经历了与其他法案类似的审查程序,也有其独特的曲折,当然也有不少鲜为人知的“故事”。《信托法》审议了好几次,有时极其可悲,有时又极其恶劣。有很多难忘的事,至今难忘。

在王连洲的记忆中,组织包括美国和英国在内的国内外专家参加的研讨会是解决问题最有效的方法。《信托法》起草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将属于舶来品的英美法系的信托制度融入到奉行大陆法系的中国的现实中去,使之为我所用。很多关于撞脑的研讨会起到了“加速器”的作用,王连洲给了研讨会一个“高分”。“多年前讨论的许多信托话题都非常深刻,切中行业的要害,具有前瞻性。时隔这么多年,回顾当年的信托法研讨会,对于信托业现在或者未来的发展,还是有很多意见可以借鉴的。”

从1993年开始,历时八年。经过八年断断续续的碰撞和磨合,《信托法》终于在2001年4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通过,并于2001年10月1日正式实施。

《信托法》的出台和实施的重大意义在于,我国建立了财产管理信托制度,明确了信托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和相互行为准则,从而实现了“信托”制度这一舶来品在我国的移植和生根。

“虽然过程曲折,但结果令人满意。毕竟《信托法》终于成功颁布实施了。《信托法》是中国信托制度建立的里程碑,是中国地方信托发展的历史性一步。”王连洲说。

《基金法》中“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淄博,山东省中部的一个小镇,在中国基金史上留下了很深的印记。1992年11月11日,淄博乡镇企业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了成立仪式,这是中国第一只经中央银行批准的封闭式投资基金。自此,投资基金破土而出。截至1997年10月,中国共有72只投资基金。

1997年是中国资本市场基金发展史上的关键一年。

王连洲认为,1997年以前,产业投资基金有70多家,基本处于不规范状态。1997年《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基金进入规范化发展阶段,因此也被业界视为新旧基金的分水岭。

“老基金”清理整顿后,1998年,中国最早的两家标准化基金管理公司南方基金和国泰基金成立,成为中国“新基金”的最初标志。1998年被称为公共基金的第一年。

随着公募基金的发展,仅靠一个《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很难调整各方面的法律关系,暂行办法只针对证券投资基金、产业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金等。1998年11月,NPC财经委员会在京召开首届投资基金立法国际研讨会,决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制定《投资基金法》的议案。

1999年3月30日,NPC财经委员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投资基金法》起草小组成立大会,任命王连洲为起草小组组长。

起草过程中的波折难以想象,前后用了四年半。作为《投资基金法》起草工作组的第一任组长,王连洲对其中的艰辛记忆深刻。“涉及国际和国内专家学者、业内人士和基金投资者的各种研讨会和座谈会一直难以计数;直接或间接参与基金立法讨论的不下千人;专门以书面形式征求各省市有关单位和业务部门的意见,草稿重复不少于几十遍。”

证券类投资基金、产业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属于不同的监管部门,而这种分歧似乎从投资基金在中国诞生之日起就跨越了几个部门,需要协调各自的立场和需求。

至于产业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不清楚它们与证券投资基金在筹资模式、组织形式和运作规则上存在哪些具体差异,因此意见往往差异很大。达成共识总是困难的,但在不同的起草阶段,争议的主要问题是集中的,也是不同的。王连洲作为起草工作组的主持人,一直做着协调平衡的工作。从起草《投资基金法》到最终颁布《证券投资基金法》,王连洲将其戏称为从“种瓜”到“得豆”,可见基金立法道路的曲折。

最后,2003年10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历时4年7个月起草,对证券投资基金法进行了审议,该法跨越了第九届和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任期,引起了证券市场乃至社会各界的关注。

王连洲清楚记得《证券投资基金法》通过后,最早的报告是《证券日报》发布的。“2003年10月28日,记者等我到很晚,记者的敬业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退隐为资本市场呐喊

2000年,王连洲退役。王连洲退休后没有离开资本市场,一直关注资本市场的发展,不断叫嚣要修改完善《基金法》等资本市场相关法律法规。

随着市场经济环境的变化,有必要及时修订《证券投资基金法》。已退休的王连洲不断呼吁尽快修改完善《证券投资基金法》。2012年和2015年,《基金法》修订两次。私募基金纳入调整范围;明确规定基金从业人员的诚信、审慎、勤勉义务和违反相关义务的法律责任,进一步加强对基金投资者的保护;加强对基金管理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监管,维护基金管理人的独立经营。“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终于变成了“种瓜得瓜”。谈到“种瓜得瓜”的结果,王连洲说,最应该感谢的是原央行副行长,这是吴行长连续呼吁10年的结果。

“因为参与了信托法的制定,所以对信托公司出现的问题了如指掌,不能说什么。之前清理整顿信托公司提出的一些意见,可能已经冒犯了监管部门,但他们担心的是国家。就这么办吧。”王连洲说。

王连洲退了20年,依旧孜孜不倦地教书育人。王连洲“忙”,担任中国人民大学信托基金研究所所长;曾任第一家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基金公司(华夏基金管理公司)和第一家信托公司(华宝信托公司)的第一位独立董事。他还曾担任宝应基金管理公司、同仁堂(600085)有限公司等的独立董事。,并参与跨行业活动,如成立私人投资百人论坛和CIFC智库,与证券、信托和基金。由于他的不懈努力,他获得了中国金融博物馆颁发的基金终身成就奖。

原创文章,作者:好股网,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haoguwang.com/dianping/121.html

发表评论

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